晋城人比较幽默，也敢于自我批评。有一个关于晋城话的笑话，就是晋城人自嘲的结果。说有个晋城人到北京去，在火车上，忽然口渴，想喝点白开水，就找到了列车员。这人是第一次出门，知道晋城话是方言，怕人家听不懂，就决定使用普通话，他问列车员：“同志，请问，有没有疙瘩水？”一句话让列车员满头雾水。任凭这人怎么解释，列车员也没听明白，最后，晋城人悻悻地说：“真老斗，连普通话都听不懂。”

　　晋城话难懂。我刚到晋城一中上学的时候，就因为听不懂晋城话，拉下了功课，差点回到老家去上学。当时，最受不了的就是老师问学生：“恁以不恁以（能不能）？”，然后，一堆学生跟着喊：“恁--以！”老天！快把我逼疯了。

　　晋城话很有些特点，它的语调与普通话差异不大。差异主要在发音上。晋城话里基本没有鼻前音，比如说，ing 和ian ，在晋城话里就成了in和 iai，而象eng要么成了ang，要么就成了en。晋城话也不喜欢用唇音，比如这个“不”字，发音应当是“bu”，而晋城话基本上就是“b”，韵母要么省略，要么一带而过。这个特点很有煽动性，在晋城居住过一段时间，不管你普通话有多好，这个“不”字的发音一定会被晋城话同化掉的。实际上，晋城话很不注重韵母的发音，能省则省，象“回”，挺清亮的发音，到了晋城话里，就含糊成了“hue”，嘴唇的动作幅度大大减少。

　　既不喜欢动用鼻子，又不喜欢使用嘴唇，晋城话说起来好象很省力气。我们那里的人老说晋城话“语轻”，就是话语听上去不是很沉，我想，可能就是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吧？如果把高平话和陵川话比作步枪的话，晋城话充其量是把小手枪。

　　与晋城话的杰出代言人司剑虹老师讨论这一话题的时候，他说，其实，这是晋城人懒惰的体现。依靠丰富的资源，过上好日子很容易，再加上地理环境不错，也没有大灾大难，因此，晋城人相对懒散些，体现在语言上，就成了这种靠舌头主打天下的发音模式。

　　但是，晋城相对发达的手工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人，由农而商，身份不一样了，况且，要招呼客人，这种一味的懒淡就有些拿不出手了，而且老用舌头总是不太雅吧。所以，晋城话有了一个自觉的改进过程，比如，儿化音的大量增加，还有“恁以”一类语音的出现，使得晋城话这把“小手枪”有了些贵族气，也为忙碌的舌头找了些歇脚的地方。

　　有人说，晋城人话大，我想，并不是晋城人刻意地要去“抛儿冒儿”“疙乍”（吹的意思），而是，它的这种发音本身给人以底虚的感觉，于是，声音越大，越是想把话说的豪气一些，反而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这样恶性循环，就产生了晋城话张口就带把儿，不“*你娘”不会说话的恶习。

　　20年前，晋城由县改市，那种“晋城话甲晋城天下”的格局因为大量外来人口的增加，特别是长治人入主晋城，使得晋城话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在晋城一中上学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说长治话的，见了远远躲着，那些多数都是些高干子弟，惹不起。那些操持晋城方言的人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地头蛇而好多少，也一样惹不起那些长治话的操持者。这种情形一度让晋城人很失落，许多人在盼望着“晋城话甲晋城天下”的状况能够回来，至少，就象好多年前一样，见了那些说着外地话的“草灰“，咱瞪他几眼，骂他句“*你娘”，他也得乖乖地躲开。

　　但是，这个时代不会回来了。实际上，好多晋城的老话正在渐渐失去，与许多方言一样，它正在接受着时代的清洗，总有一天要失去的。也许，到那时，司剑虹老师的方言小品真的就成了历史文物了吧？

　　高平话

　　前些年，一位研究方言的学者路经高平，听到当地人讲话时，十分惊讶。就问：“这里在历史上是不是发生过特别惨烈的事件？”陪同的人员告诉他，这里是长平之战的发生地。学者说：“怪不得，这里的方言带有这么浓重的悲腔！”

　　据说，因为这，学者在高平多耽了些时日，专门对高平话进行了研究。

　　这个故事是新闻界的一位老前辈讲给我听的，想来不会有假。

　　长平之战不仅仅是给高平留下了许多传说、地名、尸骨坑和那道著名的小吃——烧豆腐，它还影响了历代生活在这个地方的百姓的语言、性格和行为特征，形成了独特的具有战场特征的地域文化。

　　高平话激越高亢，却不硬朗。不像河南话，句句都像重锤打夯，每一个字都带着分量。因此，高平话虽然发音的音阶较高，但并不吵闹，不像河南话，不明白的还以为跟谁吵架。在表达上，高平话富于变化，尤其是城关、米山、河西一带，往往把一个字分成两个声调来读。比如，“高平”，在高平话中，往往要把“平”字分成两个声调，成了“乒硬”，二声变成了一声和四声的组合发音（这还不算高平惯有的“儿”化音，很是俏皮）。此外，尾音如果是一声调的话，高平话往往要把它发成四声，如，“陵川”在高平话中就变成了“陵串”，“河西”就变成了“河细”，很有些激越的感觉。如果把河南话比作少林拳，那么，高平话就像太极拳或者醉拳，柔韧中带着劲道，平淡中藏着变化。

　　有人研究，高平话这种富于变化的发音，是由颤音演化而来的。当年目睹了可怕的“白起屠杀”之后，由于恐怖与害怕，当地的百姓说话就打颤，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独特的高平方言，也就是那位方言学者所讲的“悲腔”。

　　高平话的这种特质，带有很强烈的戏剧色彩，与别的县区相比，是最幽默、最具舞台效果的方言之一。这些年，高平话好比晋城的“东北话”般，牢牢地占据着晋城小品舞台的强势地位，也成了晋城人最愿意模仿的方言之一。当年，高平盲艺人申富才在泽州会堂演唱的高平鼓书《谷子好》流行一时，不知打动了多少晋城人，至今听起来仍然是那样的贴心入耳，《谷子好》大大地推进了高平话在晋城的传播速度，并为晋城人广泛接受。

　　发源于泽州县的上党梆子，更是由高平人发扬光大了。吴婉芝、郝聘芝、张爱珍、吴国华，这些晋城人耳熟能详的名角都是高平人。张爱珍和吴国华更是获得了“梅花奖”。后起之秀——“小梅花奖”的获得者程素琴也是高平人。

　　高平话的高音阶，更符合上党梆子音调高亢明朗的唱法；而高平话的富于变化和韵律感，更符合上党梆子音乐曲调丰富的特点。也许，上党梆子的腔调本来就是为高平人创造的。张爱珍更是将高平的“悲腔”与上党梆子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创造出了悲切、柔媚、婉转的“爱珍腔”。

　　经历过苦难才显得厚重，这使得高平成了晋城文化最为深厚，历史最为久远的地方。就如市区街头那飘着豆香，冒着热气的烧豆腐般，每翻转一下，就是一段沉重的历史。近些年，高平经济节节攀升，尤其民营经济，实力雄厚，很多人奇怪，同样是煤炭起家，为什么地面企业在高平就能搞成？我想，就是这种苦难和厚重，赋予了高平人沉着的气质，反而使他们能够在纷乱与繁华之中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体现在高平话里，就是一种沉着、冷静和豁达。我的陵川老家南马村与高平一河之隔，我的奶奶、姨姨都在高平生活，从小我就喜欢高平话，不急不缓，听着很入心。

　　当年，晋商风行一时，在晋东南一带，最大的一支当数高平石末侯庄村的老赵家。据说，当年老赵家从高平出发，一纹钱不带，可以一直吃喝到上海，沿路都是他家的票号和商栈。想想那种气派，高平话一出口，就有各地操持不同方言的人伺候着，何等的威风！现在，新一代的高平商人正在恢复这种威风。

　　高平话与陵川话最为接近，但不如陵川话纯正，也许是陵川话的一种变异吧？这使得陵川人与高平人更容易沟通，有“自古陵高是一家”的说法。

　　但是，从意识上，从思想解放的程度上，陵川人还需要从高平人那里借鉴好多。也许，这也是陵川人迎头赶上的一种方法吧！

　　阳城话

　　阳城话整个发音的部位往下沉，不像晋城话，一个劲地往上跑，恨不得穿过鼻腔跑到颅腔中去。也因此，相比晋城话的快、冲、急，阳城话多了些委婉，多了些柔媚。司剑红老师深得其精髓，在他很擅长的一个方言小段中，高平、晋城等地的话，他都是用男生的口气来学，独独到了阳城话，他就改作女生了，婉转悠扬，即使是骂人，也透着一股柔，透着一股媚，把阳城话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阳城人说话时喜欢动用下嘴唇和下颚。晋城人在模仿阳城话时最喜欢使用“天上有架飞机，飞来飞去”这句，而且在刻意地强调 “飞”字。确实，阳城话把“飞”字发音中的“ei”强化了，不是简单的上下嘴唇一碰完事，而是继续把下嘴唇向下走，向外拉。这是阳城话的普遍特点，比如，晋城、高平、阳城都用的“给”字，在阳城话中就变成了“以”，“给我”就成了“以我”；“不用”在阳城话里就是“吼”，以至于引出了一段笑话，让周村人倒车倒到了墙上；等等这些都表明，阳城人说话，喜欢把发音向下沉，喜欢使用下嘴唇和下颚。这样带来的结果是，阳城人的下巴一般比较长，两颚往里陷，与灵长类动物颇为相似，因此，赢得了一个“阳城猴“的称谓（一家之言，可不必信）。

　　因为委婉柔媚，所以阳城话容易给人亲切的感觉。实际上，阳城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嘴巴很甜的，“某某哥”“某某叔”叫得比其他县区的人要勤，一面之缘，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

　　阳城话的这种特点可能与这里的水多有着很大的关联吧。沁河、芦苇河、获泽河，蟒河，身处北方的阳城人很幸福地被水包围着。经年不息流动着的河水在冲刷着阳城这块土地的同时，也把水般柔韧、圆滑、倔强的性格赋予了阳城人。

　　其实，不只这些，阳城话除了婉转柔美之外，还透着一些从容与自信。这也成为了阳城人独有的精神特质，在多次的采访过程中，我经常会惊讶于阳城深山之中的一个村民居然会有着那样良好的口才与自信。比之于陵川人的拘谨、高平人的豪放、晋城人的冲动，阳城人的这种从容与自信显得分外突出。虽然晋城好多地方的人不太喜欢阳城人，但是，却很少有人看不起阳城人，因为阳城人的这份从容与自信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外强中干。

　　我喜欢从地域和历史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我觉得不论是阳城话中透出的，还是阳城人表现出来的这种自信，第一，仍然来自他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河水。久居河边，“逝者如斯”的感慨很容易让他们形成乐天知命的性格；第二，明清时期阳城的繁华造就了他们这种精神气质，也影响到了他们的语言。王国光、张慎言、陈廷敬等等这些身居要职，甚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曾经让多少人仰慕，可想而知，他们一张嘴，会影响多少人，谁能保证没有几个“模仿秀”的高手去推崇他们所谓的官话呢？更何况正宗的阳城人，正宗的阳城话。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不是有过一句话：“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吗？

　　阳城话本身比较难懂，但是，阳城人中却出了好多播音员、主持人，这不能不说与他们这种从容与自信有着很大的关系。是啊，一个40多万人口的县，居然能够产生一座可以与晋城一中抗衡的高中，不能不让人另眼相看。在多次下乡采访中，除了阳城人的那种几乎人人都能讲两句的自信让我心生钦佩之外，更让我钦佩的是他们对教育的重视，我走过阳城的许多地方，从发达的北留到偏远的横河，我见到的最漂亮的建筑，几乎全是学校，单从这一点来讲，我佩服阳城人，也因此，在路上碰到说阳城话的人，我都会高看一眼。

　　陵川话

　　女儿10个月的时候回了陵川老家，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说得一口陵川话。偶尔回来小住，常常被人作为话柄：“丫丫，你说的是哪里话呀？”女儿总是一本正经：“陵川话。”跟她在一块玩的小朋友，不经意间会学走一半句，似象非象地学说出来，给周围的大人平添了几分乐趣。妻子不大乐意，担心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这一口陵川话会让别的小朋友笑话，形成自卑心理。我却乐得这样，用陵川话和女儿对话，别有一番惬意。

　　快3周岁的时候，女儿从陵川老家回来上学。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那一口让我倍感惬意的陵川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晋城味儿的普通话，任凭我怎么诱导，陵川话她不会说了。我很有些失望。

　　但我知道，这不是个别现象。在晋城的陵川人，话音有意无意间都会有所改变，虽然多数人一张嘴仍然是浓厚的陵川腔，但显然已经脱离了原先的味道。我曾在一定范围内研究过这个问题，其他县的人，不惮于说家乡话，除非是努力在学普通话的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毫无顾忌地用原汁原味的家乡话来表达自己。陵川人却不然，有时候记者下乡去采访，到别的县区，采访对象多数讲的都是地道的方言，唯独到了陵川经常会碰到努力说普通话的人，哪怕他是一个农民。

　　我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

　　方言本来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流行的语言。但方言能成为流行，很大程度上源于本地域的实力，这种实力可能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上个世纪，广东的经济实力雄厚，于是，全国各地到处是大舌头的广东话。广东话成了大商人大老板的标志之一。如今，东北话又成了强势语言，赵本山、宋丹丹、潘长江们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使得东北话成了目前荧屏上最通行的方言。

　　对方言最执拗的人，应该算是西北作家贾平凹，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宣扬自己不说普通话，只会说家乡话。而且，在各类作品中，还对那些出门在外，回到家乡之后却撇着普通话腔调的人讽刺一通。贾平凹的作品中带着浓厚的西北风味，故事看上去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十分遥远，但离我们的心灵却很近，有人把他称作“寻根派”。寻心灵之根，最适合的方式可能就是从古老的语种里，从民间的俚语里寻找吧？

　　诗人贺知章在一首诗中写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描写了一位回归故里的老人对物是人非的感慨。但“乡音未改”足见诗人对故土的眷恋。记得小姨刚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回家过年，竟然不会说陵川话了，害的姥姥一听见她说话就掉泪，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女儿，怎么能把家乡话给忘了？家乡话是老乡们互相辨别身份时的第一道证件，“话不投机半句多。”同为故乡人，对方却用别的语言和自己交谈，我想，多半的人是会掉头就走的 。连自己的家乡话都不珍惜，怎么会看重老乡之情呢？ 

　　山西第一任省委书记卫恒是陵川人，不知他说的是不是陵川话？听我爷爷讲过，卫恒到陵川下乡的时候，和农民在一起很随意，一点架子也没有，穿着打扮都很普通。至于他是不是说陵川话，爷爷没有提起，但按我的猜测，让爷爷一点压力都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卫恒说的是陵川话吧？

　　陵川话的最大特点是发音时声调的变化，通常是“二声”变做“四声”，“四声”变做“二声”发音。比如，普通话说“回去”是“huiˊquˋ”，在陵川话就成了“huiˋquˊ”。这种特点使得陵川话听起来稍显笨拙，也更添了一种古老的神韵。

　　这个特点是与晋城其他县区有着显著区别的，而且非常明显，我想，这也许就是陵川人在外边或公共场合时，要努力改变话音的主要原因吧？

　　记得小的时候，看《陵川县志》，里面讲到过陵川曾经创作出最早的戏曲剧本（内容好像与凤凰有关），可是这仅限于记忆，这个版本的县志找过几回，没有找到。但是，仔细分析陵川话的语音，真有些戏曲的味道。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班上北京一个同学跟我聊天，他说我说话就像唱戏一样，很有些古韵。他的这个说法激起了我研究的兴趣，我仔细分析了陵川话与唱戏之间的联系，发现，不论是唱戏还是唱歌，语音与说话相比，变化不是太大，但语调是要变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二声”与“四声”的交换发音，这一点与陵川话非常相似。这个发现曾让我激动不已，我甚至想到过陵川也许就是戏曲的发源地，或者陵川人的祖先是受戏曲的影响才发明了陵川方言。为此，我还努力收集过一些资料，但最后是无功而返。

　　陵川话不是一种适宜演说和表达的方言，这注定了它难以成为一种公众语言和交际语言。陵川话某些发音和四川话相近，但四川话每一个发音都较为拖沓，有一种余音在里面，因此，听上去很从容，也比较舒缓，是适于做“官话”的。陵川话作为北方语系，节奏要快一些，鼻音和舌前音很重，作为“官话”不太压台。因此，要拿腔拿调，最好不要选用陵川话，它会让你的“官气”和威严大打折扣。要表达个人感情，陵川话也是不太适宜的，因为你的一腔真情总会被自己的语言表述所阻隔，语言限制了你情感的宣泄。

　　但陵川话透出的是实在，是真诚，是可以信赖，是朋友的诤言挚语，每一个字都是可以用秤砣来测量的。

　　现在，走在晋城街头，路人里，说陵川话的人越来越多了，陵川老乡的数量一天天在增多。公共场合里，纯正的陵川话仍然不多。但这不影响什么，方言嘛，就应该在本地讲，与亲近的人讲。公共场合，应该说普通话，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是对自己话语的一种负责，是为了让别人更准确地了解自己，是为了更好地与他人沟通。从这个角度来讲，陵川人在外人面前或公共场所说普通话，倒是一种进步，应当推广。

　　来源：晋城广电网   作者：我自横刀